社会治理内涵及特点有哪些？ 社会治理内容有哪些？

1 社会治理内涵及特点

“社会治理”最早是在西方“治理”(Governance)这一术语的基础上产生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治理”被西方学者赋予新的含义，即指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总和，是在调和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社会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与利益共享，治理方式的法治、公平与高效，治理手段的规范、多样与创新。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于中央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此后，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的要求从“提高社会治理法制化水平”“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提升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 “十四五”期间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任务之一，由此开启了我国社会治理格局构建的新阶段。

基于党中央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总体布局和国内学者对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及社会问题进行的治理活动，即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总体格局下运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

2 社会治理内容

我国社会治理的内容根植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之中，具有鲜明特色，主要治理内容有两个方面：

1)是回应和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社会转型期间凸显出来的社会问题;

2)满足民众合理需求，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化解社会矛盾、满足民众合理需求，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服务人民美好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3 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工具是治理主体实现治理目标所要使用的方法、手段、技术、机制及制度安排等。依据治理目标与适用场景，可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工具分为强制性、经济性、社会性与信息性四大类。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参与主体的丰富、信息科技的进步，治理工具体系范畴也在不断扩展创新。治理工具与承载主体的创新研究成为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4 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经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系统梳理我国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与治理逻辑，对于研究推进信托参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全能政府”式的社会管控阶段(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社会发展亟须中央集权管控下的有限资源动员和计划配置，我国实行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所配套的“全能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政府全方位包揽社会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以计划配置统筹全社会资源，以政治领导和行政控制来实现社会整合。

“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阶段(1978—2002年)。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8—1992年管理体制调整阶段。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通过逐步向基层放权完成内在的变更与调整，身份制、票证制松动，单位制与街居制逐步解体，村民和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开始参与社会治理之中。在该时期，虽然计划经济体制调整但根基未动，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缺乏配套政策，政府行政管控依旧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

第二阶段是 1992—2002年管理体制初建阶段。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社会领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而进入转型期。社会治理旨在解决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为经济体制顺利变革清除障碍。政府依旧是绝对管理主体，基层和社会组织等依然处于从属或依附地位，在福利慈善、社会救助、满足民生诉求等领域起到一定“拾遗补阙”的作用。

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阶段(2002—201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这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步入主动探索、循序建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阶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管理概念，从保障公众权益、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等方面对依法行政、社区建设、应急管理体制等进行部署;随后六中全会分别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格局构建与具体路径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初步构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被强化确认，各类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作用不断拓展，社会管理朝着法制化、多元化的方向蓬勃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阶段(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正式替代社会管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合作共治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进一步对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广泛协商凝聚社会共识，应用科技手段等现代化治理工具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当前我国已形成包含各级党委、政府、社区/村自治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与社会公众的社会治理参与体系。各参与主体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总格局良性互动，促进社会治理协调运转，共同开启我国社会治理迈向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新阶段。

我国社会治理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党和政府不断调整、提高执政能力与执政方式的理性反思，也是对社会转型发展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其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我国国情，不断加强治理机制创新和改革，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并通过治理工具外显化的方式呈现和开展运行实践。